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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预见

发布时间:2021-07-19作者:出处:英超买球责任编辑:英超买球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阐明中国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后卷入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正走向革命;有了1848年革命的斗争实践后,他们更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预言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中华共和国”的前景;他们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斗争,断言世界将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见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中国 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这里提到的预见,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作出的,经过将近100年时间由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预见及其实现的进程,追寻伟人深遂的历史视野,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和收获。

一、运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后卷入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正走向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1月31日完成的一篇评论中,作出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预言。从时间上看,那时的大清帝国至少表面上还国土广袤、江山稳固;那时离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尚有100年之遥。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能够拨开历史迷雾,作出准确的预见呢?那是由于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掌握并运用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
    关于那个时候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版序言中曾回顾说,他和马克思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步接近了这个思想,到1845年春他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已经成熟,并且用明晰的语句向他说明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对于此前把历史发展归于人类理性的发现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来说,唯物史观具有革命性意义。恩格斯指出:“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终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建议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
    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运动的分析考察,远远超越了他们同时代的人们。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42年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打破了封建王朝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而英国资产阶级当时却为开拓一片新的市场而欢欣鼓舞。恩格斯1843年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实习经商,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氛围。他后来回忆那时的情形说道:“鸦片战争为英国商业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新的市场,给予当时已经存在的蓬勃扩展,特别是棉纺织业的扩展以新的借口。‘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3亿人提供衣服。’——当时曼彻斯特一位工厂主就是这样对笔者说的。”
    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开拓中国市场,只是为更加剧烈的资本主义竞争拉开了序幕。1845年2月15日,他在德国埃尔伯费尔德的一次演说中指出:英国迫使中国开放港口以后,已经没有了夺取新市场的可能性。他们只能加紧压榨现有的市场,而且工业的扩展将来要缓慢得多,所以现在比以前更不能容忍竞争者了。“不用说,各国之间的竞争比个人之间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要尖锐得多,因为这是一个集中的、大规模的斗争,这个斗争只能以一方的决定性胜利和他方的决定性失败而告终。因此,我们和英国人之间的这种斗争,不管结果如何,既不会给我们的工业家,也不会给英国的工业家带来好处,它只能引起社会革命,正如我刚才所证明的那样。”
    恩格斯已经看到,西方列强的海外扩张其实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竞争的延伸,这种竞争加剧了社会矛盾,必定会引起社会革命。那夹在西方列强争夺中的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又将有怎样的命运呢?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对此进行了分析。
    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阐述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奠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论证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根据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其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他们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他们举例说明了这种基于生产方式而相互影响的世界历史运动的现象。他们指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穿、喝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可以看到,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在运用唯物史观,相互联系地、整体地而不是孤立地考察分析中国历史新的发展方向了。
    1847年,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时,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恩格斯进一步分析道:“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获得解放,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这种革命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机器劳动使工业品的价格不停降低,摧毁了旧的工场手工业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把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
    1847年11月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受委托起草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全面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在这篇科学社会主义的宏文中,他们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如炬的历史眼光,预见了中国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人类社会开始由资本主义阶段向更高级阶段运动的时候,像中国这样尚未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也将参与其中。“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为马克思、恩格斯观察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打下了理论基础。随后不久发生的1848年革命,则让他们在考察中国问题时有了直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基础。

二、在1848年革命中获得实践经验,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明确作出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中华共和国诞生的预见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预见,不仅基于科学的理论分析,更基于他们1848年革命的实践经验。
    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后不久,1848—1849年欧洲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中以法国的“二月革命”“六月起义”影响最大。在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暂时联合了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使革命打上了无产阶级的印记。在封建势力反扑下,资产阶级妥协退让,使革命遭到残酷镇压,工人运动陷入低潮,欧洲进入了黑暗的反动时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了德国的革命,创办了《新莱茵报》,恩格斯还直接加入了普法尔茨的武装起义。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英国伦敦,总结革命经验,形成新认识,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
    虽然1848年革命失败了,但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的前景并不悲观。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期发表《1848年6月的失败》和《从1848到1849》年,即《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长文的前两个部分,开始对1848年革命进行总结。他认为:“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总之,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因此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显然,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发生绝不是无意义的。1848年革命的发生使无产阶级的革命不再是幽灵般的存在,而是夺取政权的行动,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展现的力量是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能忽视的。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将有力地指导新的革命斗争。1848年革命的失败丝毫没有动摇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对于反对势力的镇压和污蔑,马克思、恩格斯轻蔑以对,抓住机会予以反击。
    就在这时,一位颇有影响的欧洲传教士郭士立对中国出现的革命趋向和社会主义运动发表了污蔑性言论,这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
    郭士立曾出版过许多关于中国的论著,是当时少有的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西方人士,马克思、恩格斯在文中称他是“著名的德国传教士”。
    1849—1850年,郭士立回到欧洲,四处奔走演讲,鼓动来华传教。1849年12月,他在伦敦大学和一些协会进行了多场关于中国的演讲,其中有许多涉及中国各地的暴动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评论。如1850年1月9日柏林出版的半官方报纸《新普鲁士报》就曾有相关报道,称郭士立1849年12月在伦敦统计协会演讲中说到中国的社会问题时提到:“伴随这一运动的还有其他一些带有明显特征的现象,中国人对它也不陌生,在中国,到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宣传:穷人日渐贫困,富人日渐富有……”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早已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判断,中国在被迫开放后将走向革命。他们对郭士立这位著名的德国传教士在中国亲身经历的变化十分感兴趣。这些变化,即郭士立向欧洲人士传来的“有代表性的新鲜奇闻”是:本来,中国这个遥远东方“国家的缓慢地但不停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状况变得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难以忍受”,而鸦片战争后,英国和美国用机器生产的廉价工业品充斥这个国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 “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落得一贫如洗,这些居民起而闹事,迁怒于皇帝的官吏和佛教僧侣,打击并杀戮他们”。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面临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已经接近灭亡。
撼动那个帝国的是这样一种主张:“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条件重新分配财产,甚至条件完全消灭私有制。”“当郭士立先生离开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暴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在欧洲反动势力加紧镇压工人运动的特殊时刻,郭士立攻击社会主义是“害人的学说”,把反抗封建统治的中国民众称为“暴民”,以他的身份和独特经历,自然会造成不小的社会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挺身而出,对这种攻击展开了有力的回击。
    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于1850年1月31日的一篇时评中对郭士立的言论进行了评论。他们讲道:“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这部分评论文字不长,但言简意赅,主要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会有中国的特色。中国的革命者条件消灭私有制,实行财富公平分配,但这些社会主义的条件又是植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受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影响,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个充满危机的封建社会基础上,叠加了资本主义商品带来的冲击而发生的,必然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欧洲出现的社会主义有不一样的特点,其间的区别“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
    二是中国的革命会受到世界历史运动的影响。同传统的闭关自守的农业社会发生的农民革命不同,引发中国革命的因素,不仅有封建剥削和压迫,还有传统手工业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在机器竞争下的破产与凋敝,“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落得一贫如洗”,看似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已经面临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因此,社会主义当然不是郭士立说的“害人的学说”,中国的革命者自然也不是所谓的“暴民”。革命和社会主义,是顺应历史的潮流。
    三是社会主义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必然前途。马克思生动描绘了反动势力将来在革命胜利后无处可逃的窘境,这是对极力镇压工人运动的欧洲反动势力的蔑视,也是革命低潮下对继续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革命前途的无比信心。
    正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自信,马克思、恩格斯回击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诬蔑,对中国社会主义前景作出了明确预见。在这个预见中,我们明显看到了1848年革命的印记。
    马克思、恩格斯预想,将来革命胜利后,即使欧洲反动势力逃到中国,也只能在万里长城上看到法国“二月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口号。这是对资产阶级的辛辣讽刺,也是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展望。马克思在《1848年的六月失败》中回顾道:二月革命中巴黎无产阶级条件临时政府两小时内宣布成立共和国,“两小时的期限未满,巴黎的各处墙壁上就已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夺目的大字: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然而对资产阶级来说,这只是装点门面。“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一宣告成立,那些驱使资产阶级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动机就无人记起了。”而到了6月无产阶级遭到镇压,资产阶级共和国现出了原形,就是要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马克思愤怒地指出:“博爱,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那种博爱;博爱,在2月间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正面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那种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在流血、在呻吟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博爱存在的那段时间正好是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友爱共处的时候。”因此,马克思强调:“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条件,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条件,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马克思、恩格斯在这篇评论中自信地预见,在这场欧洲和中国都置身其中的世界历史的运动中,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封建帝国必将为一场社会改革所摧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必将取得胜利,中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中华共和国”。


三、关注旧中国危机的一步步加深和新生产力发展条件的日益迫切,同情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斗争,断言世界将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预见,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华民族寄予的殷切期望。
    此后,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特别是1853—1862年,马克思应约担任美国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他和恩格斯在该报发表了大量的时评和政论,其中有关中国的就有17篇。他还在奥地利维也纳出版的《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记事》。在他们撰写的大量书信和著作中,也有大量关于中国的论述和分析评论。这些分析评论揭露和谴责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热情支持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正义斗争,在分析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展望了新的中国的出现。特别是对集中体现旧中国社会危机、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进行了深刻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太平天国运动进一步暴露了封建统治的危机,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觉醒。1853年6月,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国的连绵不停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马克思感叹道:“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
    太平天国革命最终走向失败,马克思分析其原因,指出这场由西方列强入侵而催生的革命,却未有反映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革命纲领,未能摆脱农民战争改朝换代的历史局限。他分析道:天平天国革命“这种现象本身并不含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总是看到,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停更迭”。“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动摇、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对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我曾感到很奇怪,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其实,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英法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马克思谴责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海盗式侵略,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深表同情和支持。
    马克思指出,旧中国已经古老衰朽,任人宰割。“摇摇欲坠的亚洲帝国正在一个一个地成为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这里又有一个这样的帝国,它很虚弱,很衰败,甚至没有力量经受人民革命的危机,而是把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都变成了看来无法医治的慢性病;它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终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而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却被他们掩藏起来。马克思揭露道:“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带到各通商口岸去的伤风败俗的弊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而在战争中人民遭受的苦难更加深重。
    民族苦难让中国人民日益觉醒。马克思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人民对战争和暴力平静、屈从,但是现在,至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加入反对外国人的斗争。“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
    马克思高度肯定中国人民觉醒的意义。他认为:“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恩格斯认为,中日甲午战争给了旧中国致命一击,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扩张。
西方列强顺利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但对中国市场的占领和对旧的生产方式的摧毁却并不顺利。1858年9月,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英中条约》指出:“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感觉到,一般说来,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 “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分析说:“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
    中日甲午战争加速了旧的生产方式的解体。1894年9月,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分析说:“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那里,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必定欧洲化,开放他们的港口以进行全面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养活亿万之众的旧制度完全摧毁。过剩人口将急剧地、不停地增长——被赶走的农民涌向沿海,到别的国家去谋生。”
    经过几十年的观察,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看到,一方面,封建王朝的危机日益加深,旧中国加速走向衰朽;另一方面,人民日益觉醒,新生产方式的成长条件日益迫切,潜在的劳动后备军极其庞大,革命条件正在成熟,不可避免。新的中国的前景、亚洲新纪元已经临近了。

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预见给我们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未能看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诞生。他们的预见,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变成了现实。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封建帝制在革命的炮火中轰然倒塌。资本主义在中国获得很大发展,为新的社会革命准备了阶级力量。1919年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
    中国人民苦苦探寻救亡图存的出路,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不触动封建根基,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也都纷纷破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在这个历史大潮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民族复兴为使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取得了革命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实行改革开放,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人用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个成就,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预见,变成美好现实。从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启示和收获。
    第一,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预见的实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充分验证,展现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我们要继续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第二,坚定“四个自信”。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预见在中国的实现,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中国人民深深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不停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见中国社会主义前景时就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的社会运动中,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具有不同于那些国家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在一个落后国家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使其不停发展完善。我们要始终明确:“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条件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停探求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第四,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预见到,中国这样尚未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在打破闭关自守状态后,可以在世界历史的共同运动中实现跨越。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中国将张开双臂,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还不长。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领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不懈奋斗,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现在,我们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康庄大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来源:熊亮华.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预见[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4}(03):9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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